我只是觉得中国在教育问题上是比全世界都要严酷的，学生经受了青春期的考验、考试的考验、情感的考验，在三种考验下面被推上了一个极致的危机，所以产生极致的行为。——严歌苓
从小说《陆犯焉识》到电影《归来》的光影刚退，作家严歌苓立刻捧出的是长篇教育题材小说《老师好美》，也谈妥了电影改编的版权。作为好莱坞编剧，她现在更多的在干“副业”——写小说，如果有饭吃，她可不愿意当编剧。
为什么忽然跳到了中国教育题材的写作？严歌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这来自2007年一次和姜文吃饭，姜文推荐给她一则社会新闻：两个高三男生同时爱上了他们45岁的女班主任，一个男生杀了另一个，杀人者被判死刑。这引发了严歌苓对教育状况的关注，她断断续续在北京、安徽等中学采访，发现高考重压之下，产生了一系列的畸形教育、畸形关系。
严歌苓在20万字的小说《老师好美》里，深入师生三人的心灵，试图梳理错位的爱导致误解的错综线索。小说的结尾，她让那位36岁的女教师被报复的学生家属打死了。
在北京单向街的新书发布会上，一个女学生告诉严歌苓，那个女老师是她的班主任，她父亲刚好是那起案件的主审法官。她的班主任被开除后，现在每天打麻将。
“好像全班90%都有青春期抑郁症”
南方周末：为什么起《老师好美》这个书名？
严歌苓：我失学很早，接触的老师少，我觉得老师是特别美好的职业，也是我特别尊重的一种人。我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老师，身兼各种女性角色，但首先是一个很美的女性，我就把一声赞叹放进去：“老师好美”。
还有一些反讽的意思在里面，不完全是歌颂，是一个美的女老师带来一系列的灾难。它有一个很广泛的意义，包括我们对教师的理想，究竟教师应该是什么样子，整个悲剧就是因为这离理想非常远。
南方周末：你是怎么样想起来写教育题材的小说？
严歌苓：姜文告诉我那个故事之后，我特别震惊，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高三学生的困境。我哥哥的孩子高三时，有一次我们谈起青春期抑郁症，我说抑郁症有很多外形上的表现，比如走路爱驼背，眼神游离，思想不集中，她说你这一形容，好像我们全班90%都有青春期抑郁症。这些事情结合到一起，我觉得高三学生太苦了。我联想到事件中的学生，为什么在这种强压下会对一丝温情或者一点似是而非的女性关怀，会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，以至于发生杀人这样极致的行为。
南方周末：你看了那则社会新闻之后，有没有到那地方去了解那件事发生的真实情况？
严歌苓：我不愿意被这个故事框住，有一个启迪我，让我警醒的故事就够了。本身的故事情节会影响我深入虚构。我有一个基本道德，如果我采访了当事人我不会写，会觉得自己有点害人家，我不是一个记者。人家如果把很心里的秘密告诉我了，我会很为难，究竟用还是不用？
真实事件中，是一个公务员的孩子把一个开公司的人的孩子杀了。杀人者的父母之前是离异了，也是极缺母爱的。现在很多情况是母亲变成虎妈，不知道是爱什么，爱她心里的一个厚望；要不就是缺席，心在身不在。我很多朋友都是在外面忙得不得了，家里条件很好，但孩子就在家里跟着保姆吃方便面。钱成了一种爱的代用券。这方面西方的父母做得很好，他们都是亲力亲为。
很难知道学生们最心底的秘密
南方周末：为写小说你做了哪些采访调查工作？
严歌苓：我看完这个故事，第二年开始写，先在北京采访了一个学校，后来我哥哥帮我联系了我侄女读过的重点学校，她的班主任是当地最好的语文教师。我通过跟他和一群教师座谈，越来越觉得我对高中的生活了解不够。写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就不敢往下写了。
理想状态是我能像家长跟学生一样接触，或者像普通教师和学生接触，但不可能，有一个学校竟然跟我说他们学校是保密的，不准人随便进去看。
南方周末：一般学校都很难进去。
严歌苓：我就必须通过一些朋友（介绍），学校说严歌苓来我们当然很欢迎。但整个学校已经做了准备，不是我随便闯进一个班，坐下来就可以跟学生聊。学校组织了好多座谈，让你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。
我私下跟学生建立了一些网络通信，他们说在北京的学生是非常幸运的，压力没有其他城市的中学生那么大。其实这些北京的中学生每天已经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了。一个青春发育的孩子，如果得不到适当的睡眠，会影响他对世界的看法。
陆续我又在其他的学校做了几年采访，跟考上大学的、没考上大学的以及职业学校的学生做了一些交谈，觉得只能这样了，就开始写了。基本上还是本着我对目前教育状况的一些思考，大部分是虚构的。完全的丑陋我写不出来，有人评价我是绝望的理想主义者，我还是企图在人和人的关系里找出情有可原的地方。
南方周末：你每次到学校有多长时间？
